4月20日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举办21世纪教育沙龙第36期，其栏目为“上学记”。本次沙龙请到了清华大学毕业、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、原所长、博士生导师的资中筠女士作为“上学记”栏目的首期分享嘉宾。
前不久，我遇见了《吾国教育病理》的作者郑也夫先生。这是一本极其“尖锐”的书，而书中，郑也夫先生客观对中国当前教育进行了相关批评，他说：“可以把教育弄得很糟糕，但弄得像现在这么糟糕得有点儿本事才行。”作为教育者或被教育者家长，我们需要做的，就是从这样“尖锐”的话语中静下心来去思考、分析：“为什么郑也夫先生会有这样的观点？我们的教育，究竟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？”
每个人有每个人分析事物的方法与特点，而我，偏向于进行“古”、“今”对比。
资中筠这样选择学校：
不以“升学率”作为评判学校标准
以前，我们选择学校，给予一个学校“好”的评价，其理由一般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，教员优秀，学校风气正，学校制度严格等等。而现如今的家长，在“择校”问题上，多以“升学率”来作为评判学校的标准。
那时的我们，很少听到“升学率”这个说法。当然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我们，没有“升学率”这一概念，对我们呢而言： “好”的学校所造就的学生，考取的大学自然较其他学校优异。
如今，家长们的大多数看法则不同：“以这个学校的升学率为前提，评判这所学校是否为家长心目中的‘好’学校。”在我看来，这样的观念，岂非本末倒置？
换句话说，一个“升学率”高的学校，难道一定是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吗？这样的选择真的是正确的吗？答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，只是不愿去揭露罢了。
资中筠这样入学：
贫寒子弟凭成绩，还是能考到县城的学校去
那时的我们，教育其实并不普及。农村地区有大量的“文盲”，那里大多数的孩子是没有机会上学的。城市地区的小孩大多数可以上学，起码上小学。当然，对于那时的“择校”问题，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，往往选择在所谓的“弄堂小学”中就读，也就是“就近入学”。其实，从现实角度出发，那时的交通不及现如今的这般便利。如果孩子到远处上学，父母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接送孩子上学这一事情上。与大家相同，那时的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与选择，我是这样入学的。
与此同时，那时的我们，公立学校在学费上均是对学生免费的，收取一定费用的则是私立学校。而现如今，“教育费用”如此之高，我们应该关注什么？
现在，计划生育政策显示，允许一些含独生子女家庭生育两个孩子，可是，很多人都存在于“有这样的想法，却未曾实施”，这是为什么？在和一些朋友聊天中，他们告诉我：“一个子上学已经很难的了，没有足够的保障去培育第二个孩子。”
那时，我的父母辈，每个家庭拥有几个孩子时在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一般的工薪阶层，所谓的公教人员，家中养育几个孩子，也足以让孩子们去上学。不少人经济有一点儿紧张，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甚至会去借一点儿钱。但是，那时的“负担”，仍然没有现在的“负担”那么重。就拿学费这件事情来说，那时候的大学，公立学校没有学费这一概念，需要交纳学费的是私立学校。比如一个县、一个市都有县立或市立中学、小学，都是完全不交学费的，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质量最好的。因此贫寒子弟只要凭成绩考进去，就可以上学。
转过头来，现在我们的教育之路，学费之高困扰着大多数家庭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左右，一般的工薪阶层的收入相当低，生活拮据，但对比现如今的上学“难”的程度，可谓是远不及“今”。
资中筠这样读书：
老师若是很欣赏某篇文章，便会带着学生一起念、读、品
前几天，我在南京参加一次“亲近母语”的教育座谈会，座谈会上，我们谈及我们那个年代的国文课，对比现如今的语文课。
那时的我们，没有一天到晚总分析作者意图这些内容。老师若很欣赏某篇文章，便会带领学生一起念、读、品，以自己独到的见解，向我们阐述这篇文章她所认为的“耀眼”之处。这时，带着老师的看法，我们融入其中，开始去欣赏优秀作品。这是一种熏陶和感染。而现在，大多数老师会将一篇文章分段落、概括段落大意、归纳中心思想，同时，给文章做属性的标记，如：这篇文章属于记叙文、抒情文、议论文，还是散文？
记得大概是前几年，我发表的一篇文章被上海某教辅机构收入教辅教材，然后给我寄过来一份“回应”，上面写着：“作者意图”是什么，这一段说明什么、第二段说明什么等等。我当时想，我哪有什么特定的意图呀，难道，优秀的文字作品一定是在某种特定的意图下完成的吗？
当然，这样的做法可以作为某种学术研究。但我觉得，这样的做法不能作为整齐划一的理解，打着“必须”的旗号，灌输给学生。特别是文学方面，没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讲清楚文学作品的框架与其棱角，并还要给它做一个判断，这样不是在阅读，而是科学。
资中筠这样看待德育：
教育应该回归人性，引发每个孩子的创造力
首先，我那个时代的教育，首先把公民教育放于首位。“公民教育”这一概念，在我看来，就是教会孩子怎样去做个好孩子，而这样的“好”，不仅仅是体现在家庭当中，还包括在社会上，怎样做个“好”孩子。
打个比方，比如说不随地吐痰、不闯红灯，马路靠左边走，等等在公民课里面就有。那时候走路靠左边，因为还是英国的传统，抗战之后改成右边走，总之指的是遵守交通规则。看到别人有困难应该要去帮助等等内容。我看到我亲戚里面高年级的课本里有少数服从多数、让人把话讲完、民主程序这些内容，我学习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里。
接下来，“传道授业”一项则显得顺理成章了。
一些外国的教育机构就觉得我们特别奇怪：什么是“三好学生”？反过头来，我们扪心自问：“哪有一个学生什么都比别人好？”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的特点，自己的长处，我们不能拿自己的“长”去比他人的“短”，不是吗？
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方式很自然。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就读于天津耀华中学，其师资力量的确雄厚，其校长是留美归来、哈佛大学法学博士、曾在当时的北洋大学（即天津大学）担任教授的赵君达先生。当然，
仅仅是遇到这样的校长还是不够的，在这所学校里，我遇见了众多讲授能力极强的老师。举我的学生时代的例子，那时的我曾遇到了几位能力极强的的数学老师，将数字与数字之间的联系讲授地栩栩如生，让你没有理由不想去触碰。在这样的老师的影响之下，六年的中学生活，功课最好的显然是数学了。
谈及现如今的教育，我觉得，教育应该回归人性，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，去引发他们自然的创造力。这样，才是对学生个人的教育，而不是一种教育的空壳。
资中筠这样看待教育：
教育、教师应该脱离“趋炎附势”
那时的教育，没有“趋炎附势”的概念，任何人的家庭背景在学校里都显得不那么重要。那时的天津有一个特点，很多过去北洋军阀政客下台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当寓公。我们学校有曹汝霖的孙女、袁世凯的孙女等人。徐世昌的侄女与袁世凯的孙女曾和我是同班同学，但却没有任何特殊之处。大家只是了解这些而已，但并没有人刻意去在意。班里的同学，有富裕的大资本家的孩子，同样也有贫穷家庭的孩子，这同样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，谁功课好就受到大家尊敬。
同样，那时老师也很敬业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正处于内战时期的我们，通货膨胀很厉害，所有教员，包括我们老师生活都非常艰苦，他们的工资几乎难以维持生计。但，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之下，老师们依然认真地教书，非常敬业。
我记得有一位国文老师，单身女老师，她生病时，我们同学去她家看她，真是四壁萧条！她进不起医院，生病就扛着，稍微好点儿就来上课，但来上课时照样精神抖擞，认真讲课。四十年代末，老师确实非常艰苦，也有老师在课堂上发牢骚，说肚子里面空空如也，连窝头都填不满了。不是单身的话，家里还有妻儿老小要抚养，确实很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没觉得老师懈怠，不好好教书，或者有钱人家的家长给老师送钱之类的。回想现在，有多少教师可以做到这般敬业？
而现如今，社会“趋炎附势”的态度早已深入教育体系之中，连简单地想一想，都都令我们感到后怕。作为教育者，我们应当明白：教师是否趋炎附势，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待事物的态度。
资中筠这样对待学生：
学生是教育的主角，师者只是辅助他们成长的陪伴者
师长的关怀和真诚的爱，对小孩非常重要。
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，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现在有的老师经常对孩子加以讽刺，完全没有感情。因为老师自己的业绩跟学生的成绩联系在一起，如果这个孩子拉低了班级成绩，老师就会把成绩不好的孩子看做仇人。这样对孩子影响就太大了，将来长大以后要么也变成这样的人，要么变得非常自卑。
据说现在教师也是很难考的，但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怎样、有没有善良的本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从前上学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有些成绩不好的学生，老师也会批评，但他是很负责任、很诚恳的，没有与学生为敌的态度。而且我觉得，现在的制度，将升学率和老师的升职以及所有经济利益相联系是绝对错误的，这种制度本身制造了这些扭曲。
作为师者的我们，应与学生进行“心灵”上的沟通，让学生知道，老师是以真诚的爱来传道授业的。只有这样，学生们才会回馈出一种源于他们内心的认同与爱。
教育，学生是主角，而师者是辅助他们茁壮成长的陪伴者。
